世界上无论哪个文明的发源地 , 占星术都是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得以生存的最原始的学问。自古以来 , 东西方都有那么一批胸襟高远的杰出人物。终生忘我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浩渺的宇宙 , 为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地球的命运寻找着位置 , 为生活在这个渺小的星球上的我们寻找着归宿。且不说他们的思维方法有多少合理的成分 , 单就他们没有象鸵鸟似地埋起头来只求个人一生的功名利禄，而是努力跳出时空的界限 , 关心着地球的命运 , 人类的命运 , 光凭这一点 , 就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了。

  宋代易学大师哲学家邵雍 , 就是这样一位卓尔不凡的奇才 !

  邵雍所生活的时代 , 前期处在北宋王朝由建国初期的兴盛逐渐走向衰弱的阶段 , 晚年正赶上王安石变法 , 接着朝野形成革新与守旧两派 , 彼此攻击 , 党争不休。他与司马光、欧阳修、富弼、程颢、程颐、苏轼父子、包拯等许多历史名人是同时代的人。不过，他与这些人不同的是终生隐居不仕。仁宗、神宗二朝，虽然多次下诏举用，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易经》的研究上。自从有了邵雍，宇宙、地球人类生灭才有了规律可寻，五千年漫长的历史才理出了兴衰的头绪，《易经》这一东方文化之源的 “ 群经之首 ” 才从宫廷走向民间，从谜宫走向实用。难怪理学大师朱熹生前说过：要讲《易经》我也不懂，还得问邵雍。

　　邵雍仙逝后，朝廷诏谥他 “ 配享孔庙 ”—— 灵牌被供奉在孔圣人偶像的一旁。一介终生无职无权的布衣之士，身后能享此殊荣的，三千年来，只有邵雍一人。

一、 大变革时代的大预言家

  就在王安石变法的前三四年，即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 1064 年），邵雍与登门求教的几个客人，在洛阳城南的天津桥上散步，突然听到杜鹃的几声鸣叫，邵雍惨然不乐。客人问他何以不乐，邵雍说： “ 洛阳城中从前没有杜鹃，现在杜鹃从南方飞迁于此，这意味着国家政局有变。 ” 客人问： “ 这预兆着什么呢？ ”

  邵雍沉思片刻，慢慢说道： “ 不出三五年，皇上一定要启用南方人总理国家大事，同时要引荐、重用大批南人，组成一个推行变法的集团。天下从此就成多事之秋啦！ ” 客人十分惊诧： “ 先生听到杜鹃的叫声，怎么会知道三五年后的国运呢？ ”

  邵雍依据他对《易经》的研究心得，向客人讲述了一番 “ 春江水暖鸭先知 ” 道理。他说： “ 天下将治，地气必然从南向北运行。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运行到了这里。飞禽走兽比人更敏感，首先感受到了地气的走向，因此才纷纷向北迁移。《春秋》上也有过类似记载：宋国灭亡前，有六只帽子一样的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商丘；还有八哥前来筑巢安居。这都是地气作用的结果。从此后，不但南方的禽兽将迁居北地，草木花卉也可移植北方，原本在南方才会有的各种疑难杂症，也要在北方出现。北方人今后没有好日子啦！ ” 事后，邵雍特意为此事备忘。

流萤啼处春犹在，杜宇来时春意非。

几家大弟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

  三年后，宋神宗赵顼即位的头一年，即熙宁元年（公元 1068 年），特旨召王安石越级入朝，然后起用为宰相，参政变革，同时，罢免守旧派富弼、司马光、程颢、苏轼等一大批元老。一场由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推拥的大变革从此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展开了。

  国家政局的走向果然没出邵康节先生的预言，一个大变革时代转眼即至，不但王安石恰好是江西人，朝廷启用协助他的也大多是南方人。

宋神宗赵顼启用王安石实行新政，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宋太祖赵匡胤立国，经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由盛而衰，政治经济出现了两大积弊：

　　一是 “ 积贫 ”―― 国家财政赤字日增，民众生活日苦，生产和税收日益下降，而国家的财政开支却日益增加。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费用逐年增加；行政开支居高不下；庆典郊游开支极其庞大；各级官吏公款送礼愈演愈烈。结果，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是 “ 积弱 ”―― 自从赵匡胤 “ 杯酒释兵权 ” 后，以后几朝皇帝，都用种种方法将兵权和税收集权于中央，削弱地方权利，致使军队庞大而无作战实力，民生艰辛而无税收增加。宋神宗即位时年方二十，正是年少气盛之日。他精励奋发，极欲振兴国力，听说王安石素有经世之才，以不畏天命、不畏祖宗、不畏人言而蜚声士林。宋神宗要想变法，必须有这样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宰相辅佐他。因此，自从王安石入朝议事后，每天上朝，群臣退席，宋神宗常留住王安石深谈秘议，君臣二人至为投洽，宋神宗对王安石如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悉心委托。变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的。

  王安石变法的大政方略内容具体而周详，无法在此细述，不过其基本要点可以归纳为：

1 、发展经济，广开财源，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

2 、剥夺皇亲国戚、官僚豪强的特权，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3 、加强法治，效法商鞅；

4 、出台一系列配套接轨的法规政令，如均输法、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以便减轻民众负担，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整套变法的唯一目的就是富国强民，增强国力。

  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最后还是失败了，他自己也成了一个被群起而攻之的悲剧人物。历史上这场变法运动所以会以惨败而告终，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向来享有特权的阶层因其利益和权力收到局限和损害时，便联合起来发动反攻；一是以理学思想纠集在一起的一大批腐儒如朱熹、司马光之流；阉割孔学却又以儒家正统代表面目欺世盗名，从意识形态方面对王安石进行全面围剿。晚年退隐田园的王安石，就在这种攻击下，郁愤而死。

  客观的说，邵雍在这场大变革时代，是站在守旧派一边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他作为一个预言家对中国历史哲学的伟大贡献。

邵雍死在王安石之前九年，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预言的这场必然失败的变革得到验证，但他一方面不断对国家政局做出预测，另一方面随时开导守旧派的人要顾全大局，以国计民生为重，尽力补救时弊，使老百姓多得一份实惠。熙宁年间，王安石的改革政策遭到顽固守旧的官僚们猛烈抨击。邵雍的门生故友中担任州官县令的人不少，纷纷写信询问他的意思，邵雍一一回信开导他们： “ 值此之时，贤能之士应当竭尽全力为国效忠。新法虽然严酷，但只要能够宽一分，老百姓就能得一分好处。攻击王安石，或者出于个人意气弃官回家，有什么好处呢？ ”

  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在开始推行新政时，也想启用邵雍参与变法，但邵雍已经预知变法的下场，对朝廷的任命百般推辞，朝廷几次派人催逼，他只好卧床装病。为表明自己逃离政治斗争的决心，他写诗言志，云：

         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

         断送落花案用雨，装添旧物岂需春！

         幸逢尧舜真为主，且效巢由作外臣。

         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何用苦开陈？

  邵雍对世俗庸人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千方百计逃避，宁愿隐逸林泉，逍遥方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未来的吉凶祸福早已未卜先知，正如朱熹所言： “ 他气质本来清明，又养得纯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心都在紧要上，为他静极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 ” 另一方面，他当时正在全神贯注地写着一部不朽的巨著《皇极经世》。邵雍把一生对《易经》的参悟，具体运用在了这部参天彻地的历史哲学著作的构思和写作上，他在这部书中建立了一个囊括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完整体系，并找出了贯穿这一体系的最高法则。他声称：只要后世掌握了这个体系及其法则，就可以上知宇宙，下应人事，知以往，明未来，无往而不通，无往而不神，也就是说，可以预测宇宙万物。

《皇极经世》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的神奇之处表现在什么地方？全貌式的介绍我们留待后面再讲，这里仅举一例，好让读者略窥一班。

　　邵雍根据《易经》所蕴涵的宇宙、历史的信息，对上自尧舜下至北宋这段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究之后，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无论是何朝代，盛世还是乱世，每隔三十年左右，都要有一次劫难。不同之处是乱世之劫是全社会性的，盛世是局部的。且不说乱世劫数，就拿贞观盛世来看，也不能幸免。

  三十年一个轮回，这就是历史、人事的规律。民间有句俗话： “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 其理论根源即来自邵雍。政治时局的多事之秋一般发生在甲子、甲午这样的年份。这是因为日、月、年，逢甲一般来说是个关键点，如果再与地支的子午流相遇，就表示地球运行到了近日点或近月点，这时，宇宙中强大的场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影响人的身心情感，从而导致人事时局的变化。所以作为《易经》预测最高深的学问之一《奇门遁甲》特意提出： “ 以甲统之，视其加临吉凶，以为避，故称遁甲。 ”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不过，大体规律就是这样。

  邵雍既然根据《易经》所反映的宇宙历史规律，对历朝历代的兴旺事变把握得如此精确，对日常生活中的凶吉悔吝乃至琐碎事务更是所言必中了。他留居洛阳的时候，经常与司马光研讨易数。有一次，园中牡丹盛开，客人们随口设问，让推算牡丹将会如何。当即用《梅花易数》起卦预测，断出牡丹花将于明日午时因马而毁。第二天，司马光邀请了几位朋友坚守园中，意欲共同验证的预测是否准确。眼看日已中天，花开方盛，客人正在疑虑之际，突然有二匹马踢咬狂奔，缰绳断裂，自外闯入，门人无法阻挡，径直闯入园中，顷刻之间，牡丹被践踏得一片狼藉。司马光与客人无人不惊异万分，一致钦佩邵雍的神奇高明。

  诸如此类用《易经》预测天文地理、国事家事百发百中得故事还有许多，处于乱世的人们，无论高官显贵还是贫民百姓，自然都要纷纷登门求教。当时，邵雍作为预言家，名顷朝野。皇帝降旨征召不出山，上台下台的宰相权臣只好折节问事啦！

（待续）